news

【城南旧事】

口述史的魅力与意义之一，便是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，兴之所致，会讲出许多书面历史不常书写、不常记录的日常琐细。历史的点点细节，往往在口述中凸显出来，因此也格外丰满、生动，不仅如此，从中还可另窥历史的深意，有趣又有意义。口述史在国内自然渐成历史学的新热点，从事口述史的机构与个人越来越多。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成立几年来业绩不凡，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：1931－1945往事》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）就是其最新结集之一。

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

张钧主编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出品

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

这本书整理收录了20余位当年的年轻人从 九一八 到抗战胜利这14年间的个人历史，他们出身、经历各不相同，在长达14年的战争阴云下，真是各有各的 活法 。 随军家属的战时生活 是一位女性的叙述，女性的细腻细致，使这段口述格外有趣，而从女性的角度讲述了自己的战时生活，也更有意义。

口述者谢雪萍，1920年生于广东德庆，14岁到广州一纺织厂做工。工厂旁有一个 仲恺农工学校 ，晚上就是工人夜校，下班后，她就去上课，识字学文化。不久， 七七 事变爆发，开始全面抗战，广州也遭到日本军机猛烈轰炸，她上班的工厂被炸毁，工人全被遣散。在夜校时，她从邹韬奋先生出版的《激流》杂志上，读到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 、经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即可。她在学校受到左倾思想教育、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，立即萌生了到延安抗大读书的念头。但广州离延安十万八千里，去延安要自筹盘缠，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女工，只得先到此时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一家纺织厂做工。1938年9月初的一天，她的堂姐和男朋友来到香港找她，说他们筹到路费，可以去延安。二话不说，他们一同来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，然后奔赴延安。她文化程度不高，但自筹经费、不远万里也要去延安的经历，可以看出当时延安、共产党的魅力之大、吸引力之强。

她于1938年9月18日到达延安。最初，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，后来由于来延安的女孩越来越多，成立了几个女生队。1939年，干脆成立了延安女子大学。延安女子大学的校长是王明，办校宗旨 一是要把女大的学员统统培养成县以上的领导干部，再就是为他们延安的 老光棍 解决点问题。当时，学校修了一个礼堂，所谓礼堂就是一个大房间，里面有一些长的木条凳子，能装几百人。修大礼堂讲大课，都是请些名人来讲，像艾思奇这些人都在那儿讲过课。延安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到那儿听课，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，他去听课就可以 物色 人选嘛。 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54页）有关延安女子大学的回忆、研究文章，很少有将该校第二个宗旨说得如此明白。

有一次上课，有人跟她说话，她并未在意。过了几天，班上一东北大姐约她去市场，过了延河，看到延安城里跑出一匹马，一个小伙儿骑在上面。东北大姐介绍说，这是 小广东 ，然后又向她介绍说 这是张昉 ，就是课堂上跟她说话的那个人。此后，时任东北干部队队长的张昉就不断约她出去，两人开始 交往 。她记得张昉第一次约她到外面吃饭，要了法国面包和 三不粘 。所谓法国面包就是馒头片裹上鸡蛋一炸，上面撒上白糖； 三不粘 就是放油蒸的鸡蛋羹，蒸完后碗、勺、筷子都不粘。在当时的延安，这是很金贵的一餐了。过了好久，才有人对她说，这位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，真名叫张学思。抗战期间，张学思一直用 张昉 这个名字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部队挺进东北，才改回原名张学思。

与张学思 好了 之后，她也就调到东北干部队。东北干部队开赴前线前夕，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个朋友请队长张学思和政委高存信吃饭，让他们带上谢雪萍和高的女友白竟凡。回来的路上，张、高二人商量说： 干脆，咱们今天晚上结婚吧。明天在这开一个会宣布就算解决问题了。 回到自己的窑洞，她把被子搬到张学思的窑洞，就算是结婚了。第二天，1940年9月7号，举行了集体婚礼。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55页）延安时期的婚恋嫁娶，自有特色。

战争是严酷的，婚后部队就立即开往前线，突破重围，来到晋察冀根据地。在前线，她参加了几次激烈战斗。 掌史突围 是冀中军区一次很有名的战斗，吕正操司令员曾有文章回忆这次战斗。谢雪萍参加了这次战斗，对如何在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等场景的回忆，细致生动。

在部队，谢雪萍开始在卫生部工作，后来在调查科工作。行军途中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由于敌军紧追不舍，她只能在野外生产，生孩子第三天就带着孩子一起逃跑。孩子刚满月时敌人越逼越近，她不得不把孩子送给老乡。一年后，经过日军 铁壁合围 大扫荡，她再回到那个地方时，整个村子都没人烟了，孩子更找不着了。这个孩子，她只见了一个月，就永远骨肉分离。这孩子后来存活下来了吗？如果存活下来，年近八十了，这近八十年的经历如何？可能永远无人知道，这位 农家子 其实是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、举足轻重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嫡孙。这就是战争中女性、儿童的命运、人的命运

由于生理原因，女性负担比男性更重，每月一次的 例假 平时最多是小麻烦，但在战争年代、物质匮乏时期，还真是个大问题。来月经的时候就把破布、衣服剪一剪、洗一洗，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，晒一晒， 有的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弄一些沙子洗洗干净，弄个布袋装上，搀上一些黄土，就这么个干法 。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60页）。虽然笔者阅读有限，但还是读过不少女红军、女八路、女解放军、女志愿军的回忆，这是第一次读到女性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解决例假问题的。

她与白竟凡是同时举行的集体婚礼，婚后又同时在敌人紧追不舍的险恶环境中怀孕： 我与白竟凡也不争气，一结婚就怀孕了。 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56页）怀孕是男女双方的事，但 不合时宜的怀孕 总被说成是女性的 不争气 ，将这种 不合适宜的责任 完全推给女性、由女性承担。这种说法非常普遍，人们习以为常，自然而然脱口而出，对这种说法下潜藏的对女性的歧视，久而久之则习焉不察，内化为一种难以根除的、集体性的潜意识。

这种女性歧视的潜意识根深蒂固，篇后的 校注者手记 也反映出来。本书每篇口述后都有一篇 校注者手记 ，对口述者的经历、口述文本的背景都作了必要的介绍，对一些人物、地名、组织机构名称等也做了认真的考证、清晰的说明和要而不繁的概括，对读者理解文本大有裨益。然而，本篇 手记 对谢与张学思结婚前的经历有介绍，但对她与张结婚后的经历，则全无介绍： 谢雪萍老人是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的遗孀 ，一句话说明了张学思将军在新成立后曾任海军参谋长，而对谢在新成立后的经历则只字未提，两处有关介绍全都是： 自1940年9月两人结婚后，谢雪萍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 ， 1940年与张学思成婚，之后一直陪伴张学思左右 。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61、162页）似乎婚后她的身份就只剩下丈夫的 家属 了。

校注者手记 中的她，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，她的意义只在于 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 。 校注者手记 还自然而然地写道： 战时的女性生活 描述的是随军女性的日常生活，其中多是无奈。 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62页）这是校注者对谢雪萍的基本定位 只是一位 随军 的女性。 随军 者，非军队中的正式一员也。在这种定名之下，她不是战士，更不是干部，只是军人的 家属 。可这篇口述说得清清楚楚，她可是1938年就奔赴延安，上过大名鼎鼎的 抗大 和培养县以上干部的 延安女子大学 ，早早就在八路军某部卫生部、调查科工作并不止一次参加激烈战斗，是标准的 老八路 、 三八式 、 三八干部 。建国后论资定级，当属 党的高级干部 。她是有自己独立性、主体性的 从军女性 ，而不是依附他人的 随军女性 。以 随 代 从 ，一字之差，谢氏的主体性顿然全失，成为一个附属性的客体。

平心而论，校注者这种歧视并非有意为之，恰恰相反，其主观意图不仅没有对女性的歧视，而是有意识地想为被屏蔽、被遮蔽、被失声的女性擦去蔽障、发出声音： 一直以来，谈到战争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女性屏蔽掉。 谢雪萍的口述，以一个女性的视角观察战争，描述生活，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以往的战时生活景象。这份难得的口述史料，为人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大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 （《述林：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》，第163页）

尽管校注者的 显意识 努力想摆脱这种性别歧视，但其 潜意识 依旧未能摆脱这种歧视。这种欲 摆 不能，更说明摆脱的困难。 显意识 要慢慢变为自然而然的 潜意识 ，路长道远。当然， 显意识 的改变毕竟是 潜意识 渐渐演变的 万里长征第一步 ，意义重大。